今年公視影展的主題是【傲慢‧霸權】，藉由十部精選記錄片將焦點放在幾個領域探討傲慢（專業）霸權（公權力）對醫療糾紛、媒體濫權、司法不公和文化與性別偏見等議題的影響。
開幕單元非常精彩，主題是【上帝的骰子】，兩部丹麥紀錄片《我的腦死判決》及《狗仔狙殺令》，雖然世紀錄片，但劇情的曲折離奇，著實令人瞠目結舌。
第一部片是《我的腦死判決》（The Girl Who Wouldn't Die），紀錄19歲的丹麥女孩因車禍頭部重創陷入昏迷，經醫師判定腦死，希望家屬能夠器捐造福社會大眾。
這部影片本來是醫院主動要拍的器官捐贈宣導影片，沒想到被醫師判定腦死的女孩，居然在家屬心痛地聽從院方「諄諄善誘」的「勸導」下，放棄急救、捐出六個器官後，逐漸恢復生命跡象，最後竟然甦醒了！
家屬一方面高興於女兒的重生、同時也納悶醫療過程中所得到的資訊是否過於武斷，才讓寶貝女兒差點失去跟生命奮戰的機會，事件的轉戾點還包括另一位挺身而出的神經外科醫生，秉持著職業道德說出其不同角度的判斷，凸顯了家屬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，只能對醫生的說法言聽計從。
這位女孩經過復健後，已能生活自理，認知方面也都沒問題，這樣的大逆轉不禁讓家屬質疑：當初的診斷判定與器捐過程質詢，是否有醫療和程序上的疏失？而院方在受訪時強硬的態度，似乎也預言了難以避免的醫療糾紛，更讓人看見執業醫師的知識傲慢。
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黃達夫院長在映後座談中非常中肯地以執業50年的醫師身分評論此個案，黃院長分析紀錄片中的資訊，他重複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：那就是挑選學生成為醫生時，必須將道德與正義感列入重要指標。
能檢視到醫病資訊上的不對等、執業醫師的知識傲慢和器捐程序引導確認的缺失，如果不是問題真的發生了，我們其實很少去質疑醫師的權威，有了捐贈卡記錄可能會簡化評估和程序，是否會直接導向器捐結果而放棄救治的可能...
但這也不單只是醫療體系的問題，醫療行為本來就有風險，醫療疏失的定義也有模糊界線，有時患者的情況已經無力可回天、再怎麼搶救都只是延緩生命、徒增病人的痛苦和浪費醫療資源罷了，不過，人體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小宇宙，要任何一個人來承受這其中微妙的判斷風險都是極大的困難，所以，我們只能尊重生命、盡量讓自己能夠在萬一來臨時，具備有足夠判斷的醫學知識與冷靜的能力。
第二部片子：《狗仔狙殺令》（Front Page Victims）是紀錄媒體侵犯他人隱私，未審先判的實際例子。
善良害羞的丹麥公民因為警方懷疑被當作命案嫌疑人收押，見獵心喜的媒體打著「大眾有知的權利」和第四權的旗幟對命案採取一系列聳動、單憑猜測且未經查證的報導，不僅將主角的照片放上頭版，還和新聞媒體推波助瀾、未審先判的將他塑造成冷血殺人魔，讓他差點精神崩潰的上吊自殺，但好在最後有找到證據證明他是無辜的，讓他得以洗刷罪名，不過，精神和名譽上的損失卻難以恢復…
媒體事後表示歉意，表示自己已經登報澄清道歉，有錯的是警察抓錯人，媒體只是跟著警方辦案的進度報導，民眾有知的權利、自己有監督的責任。
總之，這是非常震撼的兩部影片，平時在本地大眾媒體不容易看到的觀點，尤其映後座談中，觀眾熱烈分享的言論也很有深度、台上台下都非常精彩。
《我的腦死判決》：
丹麥／DR電視台 ／59分鐘
導演：雅克伯‧克哈格朗 Jacob Kragelund
《狗仔狙殺令》：
丹麥／DR電視台／38分鐘
導演：特勒爾斯‧尤韓森Troels Jørgens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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